在社会实践的长期孕育下，一种新的汉字书体——楷书，在汉末诞生了。这种新的书体以其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活力，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成长壮大到隋、唐极盛，成为占据汉字主导地位且应用范围最广、使用历史最长的现代汉字书体，在汉字实用领域与书法创作领域放射着夺目的光芒。 

起源与形成时期

正、草之变一直是书体演变的诱因，而隶书的简化则是楷书胚胎的母体。两汉文化艺术的发达，促进着汉字书法的繁荣，专职书法家与民间书手在不同的领域进行着同样的汉字进化实践与艺术创造实践。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帛书残片中就可看出，早在西汉有些字如“文”、“信”等即已见楷书笔法端倪。在近年来出土的大量东汉简牍中，这种笔法呈扩散形势更是屡见不鲜，其为楷书权舆殆可无疑。即便在一些碑刻中如劾于东汉中平三年（168年）的《汉故榖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中，不管是刻手的有意或无意，竟然将一部分典雅规范的隶书书丹用刀写得成为面目全非而与简帛书是那样契合的楷书化笔法，绝不是一种孤立的或偶然的现象。以楷书著称并有书迹传世的书法史上第一位大书家是生活在东汉桓帝元嘉元年至三国魏明帝太和四年（151—230年）的钟繇，唐张怀瓘《书断》称其“真书绝妙”。宋《宣和书谱》也称“西汉之末隶宇石刻间杂为正体，降及三国钟繇者，乃有《贺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见于著录的钟繇楷书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贺捷表》，黄初元年（220年）的《调元表》，黄初二年（221年）的《荐季直表》、《力命表》以及年月无考的《宣示表》、《墓田丙舍帖》等。虽然隶意犹存，但已是纯然小楷。因为都是刻帖，或谓多系晋人、唐人临写摹刻而非钟书原型。从书迹上分析，这些楷书用笔与结构还留有隶书的特点，态势上还未完全突破隶书横画夸张、捺笔肥厚、总体呈宽扁之势的模式，点画关系处在由隶向楷的嬗变过程中，形态与空间关系尚未完全确定，故显得稚拙和松散，但是其起笔的简化与左低右高的欹侧态已不是隶书而是新法了。 

《荐季直表》

汉末至两晋、南北朝期间的书法遗存中有大量体在隶、楷之间的碑石与墨迹。刻石如三国吴凤凰元年（272年）的《吴九真太守谷朗碑》（图2），西晋泰始六年（270年）的《晋明威将军南乡太守郛休碑》、东晋大亨四年（405年）即义熙元年的《晋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图3）、北周大象二年（580年）等时期的罔山《鸡嘴石刻经》、北齐清和三年（564年）的《造阿弥陀莲座题记》等，以及一些墨迹如1901年至1908年陆续在新疆古楼兰遗址发现的大量木简残纸中西晋楷书写本《三国志》残卷、1965年新疆吐鲁番安加勒克故城发现的晋写本楷书《吴书·孙权传》等都显现出了由隶书的简化与草写向楷书转变的演化痕迹。 

《吴九真太守谷朗碑》

《爨宝子碑》

楷书的发展时期

在楷书发展的历史上，以东晋王羲之为代表的书家群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革新派。东晋时期，书法艺术已进入高度自觉的时代，尤其是草、行、楷三种书体突破了旧的模式的羁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令人耳目一新。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临沂人。一般认为生于西晋太安二年，卒于东晋升平五年（303—361年），官至右将军会稽内史，故称王右军。以其革故出新的楷、行、草书的辉煌成就被尊称为“书圣”。在今天能够见到的王羲之传世楷书作品，都是后人的摹本和临本，著名的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与钟繇的小楷《贺捷表》、《宣示表》诸帖相比，王羲之楷书在用笔、结体、意蕴上的技巧与追求已有明显的不同。王羲之的楷书简化了起笔与收笔，横画不再夸张，主笔多表现在竖画上，字形方整，意态典雅，结构严谨而更注重点画在笔势与笔意的内在呼应。王献之是王羲之的小儿子，聪颖而具胆识，绍述家法而锐意创新，曾劝父亲改革书体。其小楷如《洛神赋》则更加疏简迅直，点画起收精神外露，在楷书发展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事实上，东晋时期，在二王周围有一个有着共同革新思想的书家群，这是王羲之楷书及行书、草书改革成功的重要基础。 

《洛神赋》

南朝宋、齐、梁、陈因受禁碑余波影响，石刻存世甚少，著名的有刘宋大明二年（458年）的《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龙颜碑》（图5），简古劲险，雄浑威重，尚含隶书意味。刘宋大明八年（464年）的《刘怀民墓志》，稚拙萧散，收放自如。萧齐永明年（487年）的《刘岱墓志》庄重典雅，笔法精致。萧梁天监十三年（514年）摩崖刻石《瘗鹤铭》（图6），字势宽绰，丰力多筋，雄厚峻宕，质朴自然。天监十三年（514年）的《王慕韶墓志》笔法劲健，结体谨严。萧梁普通年间的《始兴忠武王萧憺碑》体势开张，傲岸丰赡。陈光大二年（568年）的《新罗真兴大王巡狩管境碑》古茂朴拙，意态天真。陈太建二年（570年）的《卫和墓志》淳厚宽和，古雅沉凝。梁、陈书迹世不多见，楷书尤少，存世碑刻愈显珍贵。

《瘗鹤铭》

在北魏楷书中，龙门造像居于重要位置，它与邙山墓志共同构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北魏楷书轴心系统。龙门造像系分布在河南洛阳城南伊河人口处两岸的西山（龙门山）和东山（香山）的石窟群。自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开凿，延续至北宋，历时四百余年。现存石窟一千三百五十余个，佛龛七百八十多个，造像九万七干余尊，题记三千六百八十余种，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数量之多，举世罕见。其中北魏造像题记约二干种，其书法风貌有着相近的基调，又有着不同的个性，面貌鲜明，异彩纷呈。 山东境内北魏楷书刻石著名的尚有多种，如《张猛龙碑》等。 

《张猛龙碑》

楷书的鼎盛时期

南北朝楷书的绚丽多姿与技法的逐渐完备为楷书走向辉煌奠定了基础，由隋至唐是楷书达到极盛的一个历史节点。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楷书在技法上的高度成熟与创作走向程式化；二是典型书家的典型楷书风格作为一种模式的确立；三是以书法家个人楷书风格的形式特征作为书体流派并以个人名命楷书风格类型的社会文化现象。隋代国祚不长，书家实与南北朝难以断分，在众多的存世碑刻中，若以楷书名作而论，则以《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等为翘楚。 

《龙藏寺碑》

唐承汉制以书取仕，仿晋置书学博士而又创立专门书学，故书法专门教育至唐而全备。除国子监设书学作为最高书法教育机构之外，尚有太学高等学院和弘文馆等政府机构也在培养高级书法专门人才。在唐代，选举人仕的一个条件便是“楷法遒美”（《新唐书·选举志下》），这便是唐代楷书法度与技巧受到高度重视的时代背景。 

《颜氏家庙碑》

楷书的衰退式微时期

楷书在历经了唐代的高峰期之后，开始步人了平缓地发展阶段，宋、元楷书余韵渐消，明、清过多地倾心于科举人仕逼使楷书走向千人—面、千手雷同的“台阁”、“馆阁”而无力自拔。缺少艺术个性和生命活力的这类楷书几乎窒息了有才能的书法家的艺术生命。由于唐代楷书巨大的影响力，以致后代书家很难摆脱前辈大师们的笼罩，又由于宋代以后帖学的倡导，行草书备受青睐，其间以楷书为后来称道者寥若晨星，可数者仅有苏轼、赵孟頫、文徵明等人。这种委顿不振的进程直到清末的碑学兴起。清末楷书求异创变不仅仅使楷书摆脱了长期困惑，也为楷书艺术创造如何可能进入现代艺术语境提供了成功的启示。 

《妙玄观重修三门记》

楷书的复兴时期

清代碑学倡起，六朝碑版备受推崇，加之社会的动荡与变革对人们思想观念带来的冲击，使书法家在艺术思想发生急剧变革的背景下更加注重书法艺术的形式表现与个性追求，进入了一个以艺术本位作为思想、理论支撑的时期。

《南唐四百九十六字》

清代诸家楷书与魏晋的古朴、南朝的稚拙、隋唐的法度森然、宋元的柔美、明代的雅致截然不同，对传统楷书的解构，使得楷书在意蕴、形态、用笔、结构、章法等都有着强烈的时代感与艺术个性。清代楷书崇尚外在形式的特异，崇尚技巧的新变，崇尚性情的袒露与情感的宣泄。清代书家于楷书艺术创造中以其逆向思维的敏锐，或由用笔变化，或由用墨变化，或由结体变化，或几种方法兼而用之，使式微的楷书重新振兴，并为楷书的创新提供了极好的范例。